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必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新常态。防范和管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日前，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元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要特别关注产能过剩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三大金融风险。要防范推进金融改革中的风险和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加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遵循防范风险的操作性原则，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新常态与金融风险源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必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新常态。您认为金融发展新常态是什么状态？

　　王元龙：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金融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

　　首先，金融发展速度新常态。与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相适应，金融也将由高速增长逐渐回归适度增长，无论是货币供应量、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规模，还是商业银行的利润增幅，都将回归到适度的增长水平。

　　其次，金融结构新常态。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例如，融资方式结构性失衡，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不协调所形成的失衡，导致了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相适应，金融结构失衡的状况将会改观。

　　再次，金融创新的新常态。与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相适应，金融业要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

　　第四，金融风险管控的新常态。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经济风险积累和控制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尽管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与之相适应，金融风险管控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控制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记者：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源会有哪些变化？

　　王元龙：在新常态下，原有的金融风险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如何趋利避害、顺势而为，如何防范各类输入型金融风险对中国的影响值得研究。

　　其次，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金融风险特别是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有所显现。防范和管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当前，中国区域性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产能过剩风险、地方政府债务性风险、房地产金融风险等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险源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性债务、房地产等领域形成的银行信用风险和影子银行风险；而从中长期来看，金融风险源则要高度关注企业债务率过高、流动性结构失衡等问题。

　　防范重点领域三大金融风险

　　记者：金融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金融活动自始至终与风险相伴，防范风险是金融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您认为当前应当重点防范的金融风险有哪些？

　　王元龙：能否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标志，更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大逻辑。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要特别关注重点领域的三大金融风险。

　　第一是产能过剩风险。近年来，中国部分行业供过于求矛盾凸显，据统计，在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5%。特别是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也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策源地。

　　产能过剩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体系运行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是社会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影响经济活力。产能过剩占用大量新增资金，抬高资金边际利率，提高融资成本，造成资金错配。二是银行业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已经成为不良贷款的“重灾区”。受信贷政策调整影响和防范风险的考虑，近年来银行业加大了从产能过剩行业退出的力度。在此情况下，一些向银行融资困难的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开始转向从影子银行体系获取资金，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系统面临的潜在风险。三是产能过剩加大了企业风险，导致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盈利能力下降、负债水平高企，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可能发生的资金链断裂和债务违约给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风险。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化解产能过剩、企业并购重组、甚至部分企业破产不可避免,由此,金融不良资产将可能显著增加。为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国家采取了疏堵结合的综合治理举措，一方面淘汰过剩产能，一方面以市场化手段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结构优化，但产能过剩风险警报的彻底解除还为时尚早。

　　第二是地方债务风险。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急剧膨胀。据财政部测算，从2009年到2010年，省市县三级政府性债务从不到3万亿元增加到10.7万亿元，2013年6月又增加到18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分依赖“财根”即融资平台。二是过分依赖“地根”即所谓“土地财政”。三是过分依赖“银根”即金融机构贷款。地方政府性债务使“三根”紧密相连，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互为因果、相互交织，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发生问题，则各种风险交叉感染，极易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规模巨大的债务不仅使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局和债务风险之中，还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当前，中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短期内爆发全面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但部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存在明显产能过剩、融资能力较弱致使其偿债压力较大，存在着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为此，国务院要求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加强总量风险控制，优化贷款结构，逐步化解存量风险。显然，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必然要求。

　　第三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尽管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还不至于导致经济崩盘，但主要房地产指标全线下滑，持续处于负增长区间，国内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普遍处于价滞量缩，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必须高度关注，房地产下行已成为中国经济金融的一大风险点。

　　据统计，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和其他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贷款总额占各项贷款总额的37.2%，银行抵押品中80%为房产，信托、保险、证券、基金行业大量资金也卷入房地产业。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将使银行业接近四成的资产承受风险。如果房地产出现问题，金融风险加速传导，将可能对整个中国经济、金融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除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面影响，对国民经济、对社会大众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显然，房地产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暴露也与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紧密关联。如果市场下行趋势明显，将使房地产行业资金链断裂风险、房地产信托违约风险、地方政府性债务违约风险增加，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始于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金融市场泡沫破灭紧密关联。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面临下行风险，需要未雨绸缪，高度关注防范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引发的灾难性破坏。

　　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的关键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设计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框架，为防范控制金融风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为有效防控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常态下，我们应该如何继续贯彻和执行这些原则和措施？

　　王元龙：一要加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屏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三项要求，即“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在新常态下，为“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型已成为当务之急，即金融监管模式将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随着金融各业综合化经营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日益频繁，原有的机构监管已无法满足新形势的要求，机构监管难以理清法律关系和风险承担责任；而实行功能监管，可应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新形势，也有利于应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的挑战。因此，实现功能监管将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步骤。目前，尽管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框架已建立、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已明确，但要使监管协调机制有效运转，要使监管与风险处置尽职尽责还需进一步努力。

　　二要防范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做好防范控制金融风险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风险隐患进行动态排查，把握趋势，前瞻性掌握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和“引爆点”，做到心中有数；妥善应对和控制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针对房地产市场风险，调整房贷政策，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贷款需求尤其是自住需求；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加强总量风险控制，优化贷款结构，逐步化解存量风险；处置信托、理财等金融产品可能引发的兑付风险，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应对退保风险；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等。显而易见，剑指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目的在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妥善应对和控制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依然是未来一段时期金融风险防控的重点。

　　三要注意防范风险的操作性原则。一是标本兼治、对症下药的原则；二是严控增量的原则；三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的原则；四是逐步化解、有序化解的原则；五是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的原则；六是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风险评估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新常态下有效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的重要武器。

　　四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防范控制金融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构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市场建设、信用建设和制度建设，完善金融运行基础，有效发挥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也为新常态下防范控制金融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因此，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通过体制和制度的变革，强化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